1685年查理斯二世去世，其继位者詹姆斯二世﹙James II, 在位于1685年至1688年﹚又受到国会和新教徒的反抗，导致1688年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詹姆斯二世被推翻，王位由玛丽﹙Mary﹚及其夫荷兰亲王威廉﹙William of Orange﹚ 继承，条件是他们必须接受国会在1689年通过的限制王权、保障人民各项权利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

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国家与社会的日益融合，宪法的功能亦有单纯的规范与限制国家权力，通过基本权利功能的扩展，(21)转向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调控，因此宪法亦成为勾连法律系统与社会系统的节拍器，社会的结构变迁亦可以通过宪法为媒介而影响至整个法律系统。亦可参见季卫东：《社会变革与法的作用》，载季卫东：《宪政新论——全球化时代的法与社会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页以下。

因此，宪法是什么便必然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19)语言一旦被固定为文本，则该文本的内容便具有了独立性和生命力，对它的理解便不再是简单的原意再现或者通过语义学普遍规则的建构得出文本固定不变的意义，毋宁说，文本的意义只有在解释者融入到文本中才能不断展现，文本具有一种扩展了的视域，即实现了视域的融合。(20)而以文本为基础的宪法语言所具有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亦为宪法在不失安定性的前提下实现变迁提供了可能。因此，政治的必要性便构成了宪法变迁最为重要的推动力。因此，宪法就很容易受到政治上意识形态的影响，使政治干预法律的运行，鉴于社会中价值观念的日益多元化，为了避免现实中激烈的价值冲突影响法律，从而危及来之不易的国家统一秩序的生存，因此法学中出现来排斥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影响的法学实证主义，从而使法律成为一个内在的逻辑体系，通过概念和原则即可建构起融通的法秩序，民法中的概念法学就被引入到国家法学当中。

韩大元：《宪法变迁理论评析》，《法学评论》1997年第4期。鉴于致力于宪法客观解释的传统解释规则所出现的问题，实践中出现了以结果定位(Folgenorientierung)的宪法解释，认为所有的宪法解释无非是先预设了某种结果，然后再通过宪法解释规则对其加以论证，有学者将这种结果定位的宪法解释与后果考量联系到一起，[10]但这种结果定向的宪法解释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依赖于前理解的宪法解释，因为解释之前所预设的结果并不总是来自于后果考量，在后果难以认清的情况下，亦可基于自身的确信(前理解)。……清朝有灭族，有凌迟，却没有剥皮之刑，这是汉人应该惭愧的，……真也无怪有些慈悲心肠人不愿意看野史，听故事。

这便是本文要谈的酷刑，它不是指一般罪犯在犯罪时对他人作出的暴行，而是指行使国家权力的官员在对人民执行死刑或其他刑罚时和在对人民进行刑讯逼供时作出的残暴行为。第四章：示众刑(内容包括示众台、圆木桶示众刑、惩戒式项錬等)。正如英伦没有建立欧陆式的拷问制度，并非由于英国人比欧陆人更讲人道，而一定程度上是历史的偶然，同样地，历史学家指出，拷问制度在十八、十九世纪在诸欧陆国家的相继废除，并非完全由于或甚至主要由于启蒙时代的人道主义者对酷刑的批判：酷刑的逐渐消失，与其说是一个废除酷刑的运动的结果，不如说是一些在不同领域发生的转变的汇合，这些转变各自独立地出现于十七和十八世纪。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

先王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除对肉体可能造成永久性伤残外，学者指出，酷刑能造成受害人的心灵和道德人格的解体以至摧毁，导致受害人的非肉体性的毁灭80。

2 吴中杰编着：《鲁迅杂文》(文)，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1005-6。从上面引述的汉文帝废除肉刑的理据来看，儒家思想传统在这方面确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十三世纪以来，异端(heresy)罪的严重性与叛国罪相提并论，异端者甚至被视为灵魂的盗贼和谋杀者17，因而值得像盗贼和杀人犯一般以严刑获取其口供。83 Sanford Levinson, Contemplating Torture, in Levinson, 同注1，第1章，页24。

充分的科学和医学证据证明，酷刑在拷问和其他情况下的使用对受刑者的身心造成莫大的残害。有主张废除凌迟等酷刑时，他更引述唐宋的典故：陆游常请除凌迟之刑，亦谓肌肉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感伤至和，亏损仁政，实非圣世所宜遵。根据陈云生在2000年65和2003年66出版的两部研究酷刑问题的著作，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是完全禁止酷刑和刑讯的(可参见《刑法》、《国家赔偿法》等法律)，我国并早于1986年便签署参加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但在实践中以刑讯逼供为主的酷刑现象已演变成现今中国社会的痼疾或顽症，成为了中国社会当前存在的主要黑暗面之一67，情况相当严峻。36 西田太一郎着、段秋关译：《中国刑法史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页191。

金良年的《酷刑与中国社会》3从四方面介绍了中国传统中的酷刑：刑罚(包括死刑、肉刑和法外酷刑)、拷讯(包括法定的拷讯手段和非法拷讯)、狱政和私刑，并探讨酷刑的社会背景和成因。……这是中国描写监狱黑暗，写惨毒酷刑的第一部书。

沈家本等人动员了中国传统本身的道德资源来对现行制度进行反思和批判，并以此为改革提供动力。尽管人类历史充满野蛮和残酷，常令人感到叹息、灰心以至绝望，但毕竟历史的阴暗面并非其全部，历史中毕竟仍有光明，人性的光辉永不泯灭。

51 宁汉林，同注38，页219。在《欧洲人权公约》的起草过程中，戈格斯(F.S. Cock)曾说：把男人和女人的正直和漂亮的身体拿去以酷刑予以毁伤和残废，是伤天害理的事，也是对人的圣灵的犯罪。第二章：异端审问·火刑·灌凉水(内容包括审问椅、火刑、灌凉水、异端者的叉子、铁猿辔)。他们在不同层次和方面推动着反酷刑的运动，有人在搜集酷刑个案的资料，有人在做宣传教育的工作，有人从医学方面研究酷刑对受害者所造成的创伤和如何予以治疗，有人成立了酷刑受害者的康复中心，有人从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研究酷刑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以至施行酷刑者的心理和行为，有人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对酷刑进行反思，有人从法学的角度研究怎样保证把施行酷刑者绳之于法……根据2004年出版的《酷刑》75一书，世界上有132个国家经常使用酷刑，虽然其中大部分国家都是上述《禁止酷刑公约》的缔约国。81美国学者史加利(Elaine Scarry)在1985年出版一书，名为《在痛苦中的身体》82，被形容为是对为什么酷刑是恶的典型(epitome of evil)的经典论述83。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惨酷之声， 以闻天下。

对人权的伤害，以酷刑为最。58 转引自张国华，同注35，页215。

33 转引自Peters, 同注13，页5。1902年，清廷任命沈家本和伍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

后来汉景帝更深化了改革，减少了笞刑所用的笞数和规范了笞刑的具体执行方式。禁止酷刑的规范虽然存在，但它们不外一纸空文，没有印记在人心。

除此之外，又加上一些新时代的器物或技术71。刑讯逼供在文革中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63。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繇也。有人说欧洲进入近代社会是从拷问制度的废止开始的30，专门研究酷刑的美国历史学家利亚(Henry Charles Lea)在1866年出版的《迷信与暴力》一书中更如此评价酷刑的废除：这是人类有史以来首次承认，构成人类社会基础的元素应包括基督教所宣扬的博爱和慈悲。

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张国华，同注35，页190-194。

如果细读有关奏疏，不难找到答案。31 转引自Peters, 同注13，页75。

正因为人是万物之灵，人便在其历史和文明中精心地、无所不用其技地设计出层出不穷的方法、技术和器具去虐待、折磨和摧残他人的身体和精神，务求使对方在不失去其感官知觉的情况下经验到最大程度的痛苦。以上的书的内容固然惨不忍睹，却令我们对人性和历史有更全面和深入的认识。

在这方面，中国尚未改革，所以中国已经显得落后。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第三章：吊刑·车轮刑(内容包括吊篮、犹大的摇篮、钟摆、绞首刑、吊刑、车轮轧刑、伸拽式拷问台、梯子式拷问台)。这份奏折的省刑责条就刑讯问题这样说：敲扑呼号，血肉横飞，最为伤和害理，有悖民牧之义。

22其实早在十六、十七世纪，就拷问制度的存废已有不少争论，对于此制度的抨击，已经屡见不鲜，但这些思想言论在当时并没有动摇到拷问制度。24兰本教授也指出：拷问的使用明显减少，在这情况下，十八世纪废除酷刑的运动的意义只是象征性的。

地方官相沿已久，漠不动心! 夫民虽犯法，当存哀矜。38 参见宁汉林、魏克家：《中国刑法简史》，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第14及17章。

41 高绍先，同注37，页440。魏文帝曹丕即位后，恢复肉刑论再次兴起，争论在魏明帝时期进入高潮，百余人参加了辩论。